作者 | 李小天
編輯 | 劉景豐
編者按：
2024年的全球化，發生了一系列深刻的變化。從全球大選帶來的地緣政治變遷，到市場政策調整給電商、制造業出海帶來的重重壓力；從右翼保守勢力帶來的逆全球化浪潮，到經濟緩慢復蘇帶來的海外消費疲軟、行業內卷加劇，都讓海外市場充滿更多不確定性。
但與此同時，壓力和困難正在改變著中國企業的出海，倒逼著本地化的深入和品牌的崛起。種種挑戰和變化，讓2024年成為中國企業出海大潮中一個頗為明顯的分水嶺。
自即日起，霞光社推出2024出海回顧系列文章，從宏觀地緣政治變化，到微觀行業和企業發展轉折。我們將在回顧中思考，在紀錄中探索，哪些因素在深刻影響中國企業出海，企業出海未來如何行穩致遠。
剛剛過去的2024年，堪稱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選舉年。
據不完全統計，2024年，全球共有78個國家和地區舉行了83場全民性選舉，涉及人口總數42億，占全球人口的60%，經濟規模接近50%。其中，既有美國、英國、法國、日本、俄國、印度這樣在國際政治經濟版圖中舉足輕重的大國；也有南非、伊朗、印尼、斯里蘭卡、巴基斯坦等新興市場。
在拉美，2024年先后有7個國家進行總統選舉，分別是薩爾瓦多、巴拿馬、多米尼加共和國、墨西哥、烏拉圭、委內瑞拉和海地。2024年成為拉美地區推動改革、轉型發展的關鍵一年，左右翼治理改革激烈交鋒。而在另一片廣袤的大陸非洲，包括南非、盧旺達、毛里求斯、突尼斯等在內的18個國家漸次展開全國性投票，讓非洲成為選舉氛圍濃郁之地。
而從選舉結果中不難看出，此次選舉呈現出全球右翼保守勢力持續抬頭、逆全球化浪潮甚囂塵上的顯著趨勢。
比如，在2024年6月的歐洲議會選舉中，極右翼議會團體所占席位，就從2019年的135席（占議席總數的18%）增加到187席（占議席總數的26%）。歐洲的右轉趨勢，可能導致貿易保護主義與排外情緒抬頭，干擾中歐之間的正常貿易秩序。而在美國大選中，特朗普以推動美國制造業回流的承諾，集結了國內民粹主義和極右勢力的力量，帶動美國社會整體“紅移”——還未等正式上任，特朗普已經揮舞起了第?波關稅大棒，指向墨西哥、加拿大與中國。
與此同時，在拉美，以布克爾、米萊、卡斯特和博索納羅為代表的新右翼在政壇日趨崛起，他們儼然成為特朗普的拉美分身，高舉“讓XX國再次偉大”的口號。
例如，阿根廷現任總統米萊競選期間，曾對阿根廷兩大主要貿易伙伴——巴西和中國展現出不友好姿態，并長期與美國保守組織“一邊倒地親近”；在就任總統之初，米萊宣布將單方面放棄金磚組織成員國資格。
在變幻莫測的權力更迭、風云詭譎的國際政治局勢下，中企出海，會面臨怎樣的風險與挑戰？企業又該如何未雨綢繆、繼續開拓全球化路徑呢？
“幾十年來，不平衡的‘自由’貿易一直是華盛頓的首選，數百萬普通美國人為此付出了代價。華盛頓沒有優先考慮健康的美國社區、良好的工作、更高的工資和我們工人的光明未來，而是往往更關心公司利潤、廉價進口商品。作為回報，我們得到了更便宜的咖啡機和T恤，而成千上萬的工廠倒閉，工資停滯不前，社區惡化，我們國家的經濟不平等加劇，我們積累了數萬億美元的貿易逆差——美國對日本連續50年的貿易逆差，多年來每年對中國的貿易逆差超過3000億美元，對歐洲的貿易逆差巨大且急劇增長。”
近期，特朗普第一任總統時期的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希澤 （Robert Lighthizer） ，出版了他的新書《沒有貿易是免費的》（No Trade Is Free）。在書中，萊特希澤如是闡述了他所認為的全球自由貿易對美國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
萊特希澤作為對特朗普貿易政策影響至關重要的幕后人物，其態度無疑闡明了特朗普對外貿易政策的核心觀點——關稅成為扭轉美國貿易逆差、促進制造業回流、重振工業中心地帶、降低本國失業率的關鍵。
2024年6月13日，在美國國會山與共和黨眾議員的非公開會議上，特朗普首次提出“全面關稅政策”，擬對美國所有進口商品征收10%的關稅，特別對中國商品增收至少60%的關稅，最終使高額關稅完全替代所得稅，以支撐美國財政收入。在此后的競選活動中，特朗普又宣稱要把普遍關稅提高到20%。
11月25日，已經成功贏得大選、成為候任總統的特朗普，在他旗下的社交平臺Truth Social上宣稱，上任第一天，他會“簽署所有必要文件，向墨西哥和加拿大所有進入美國的產品征收25%關稅。”在另一條動態中，他宣稱還要對中國商品額外征收10%關稅。
在宣稱要對墨、加征稅的帖文里，特朗普特意強調了“ALL products”圖源：Truth Social
此番“特朗普新政”，無疑要將美國稅收政策回撥到一百多年前。在1913年聯邦所得稅設立之前，關稅是美國政府的主要收入驅動力。研究貿易政策歷史的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經濟學家道格拉斯·歐文（Douglas Irwin）表示，從1790年到1860年，關稅占美國收入的90%。
但二戰后，獲勝的美國人引入了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這一自由貿易制度，向世界開放其占全球GDP近30%的龐大市場。這一行為改變了世界的游戲規則——由此產生的自由貿易制度，使包括日本和聯邦德國在內的許多國家，在無須對外侵略擴張的情況下繁榮起來，也讓亞洲“四小龍”通過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實現了經濟騰飛。
在此之后，發展主義的神化，降臨到了改革開放后的中國。
對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首席經濟學家莫里斯·奧布斯特菲爾德表示，特朗普的第二個任期可能意味著，在二戰結束后建立起來的由美國引領的全球經濟格局走向終結。“貿易戰和政治不確定性無助于增長，可能會出現全球性的下行。” 奧布斯特菲爾德說。
而在全球產業觀察學者林雪萍看來，2015年可以被視為全球化格局發生關鍵性轉變的一個時間節點。
1993年，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占美國貿易總逆差之比僅為3%，中國加入WTO的2001年，該比例為8%。在此之后，這個比例逐步增加，在2015年前后達到了50%，這意味著全球所有其他國家形成的對美貿易順差，大約和中國持平。從全球化資本流動明顯加速的1992年到2015年，可以稱之為“全球化1.0”時代，這一階段全球化的邏輯是效率至上，降低成本，自由流動；從2016年開始至今，稱之為“全球化2.0”，供應鏈的企業屬性開始融入國家層面的考慮，供應鏈的安全性替代了成本和效率，成為首要問題。
如今，再度登臺的特朗普所推動的關稅壁壘，勢必影響到中國的出口與經濟發展。根據路透社11月20日發布的對經濟學家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美國可能在2025年年初對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征收近40%的關稅，這可能會使中國實際GDP下降超過1個百分點。
對此，欣孚智庫認為，在特朗普2.0時代的新政中，極端政策沖擊更強且影響周期更長。2024年11月，美國國會密歇根共和黨議員勒納爾提出《恢復貿易公平法案》，要求永久性終結與中國的“永久正常貿易關系”（PNTR），其中包含五大措施：
增加關稅——法案中列舉的特定物品的最低稅率為35%，最高可達100%，這些關稅上調將在五年內分階段進行；
通貨膨脹調整——該法案包括每年調整待定和復合關稅稅率以應對通貨膨脹的規定，確保關稅稅率隨著時間的推移保持有效；
中國進口商品估價——該法案要求根據中國商品的美國價值進行評估，進口商必須提交價值聲明以供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驗證；
取消最低限度豁免——該法案取消了來自中國的低價值貨物（低于800美元）的關稅豁免；
報復賠償——該法案設定了一個信托基金，以補償美國生產商因中國報復行動而造成的收入損失以及支持國防部門。
“美國取消與中國的永久正常貿易關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坦白講這也是中美關系如今的發展方向；但目前來看，這一措施為扭轉中美貿易逆差的震懾或者威脅作用更大一些。因為中美經濟高度綁定，徹底脫鉤會帶來較為嚴峻的通貨膨脹及終端消費者的抱怨，所以美國當局可能會分階段地進行評估與推進。”欣孚智庫創始人宋欣向霞光社分析稱。
而特朗普的關稅新政，在以貿易壁壘之“墻”阻擋住中國制造業的同時，同樣也會帶來“畫地為牢”的困境。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在2024年12月12日的分析中指出：“如果即將上任的政府實施特朗普承諾的關稅上調，機械、電子和電氣機械將面臨最大的進口稅負擔，對美國供應鏈和制造商造成干擾。消費者也將感受到關稅對玩具和體育用品、鞋類、紡織品和服裝的日常購買的影響。幾乎可以肯定的是，美國家庭將直面60%關稅的代價。”
與此同時，新一屆特朗普政府逆全球化的經濟政策以及對華經貿的持續打壓，可能會在全球其他地區引發連鎖效應，進而帶來經貿格局的巨大變動。
自2018年中美貿易戰以來，美國致力于 “去風險化”，與中國“脫鉤斷鏈”，推動“回岸制造” “近岸外包”與“友岸外包”，全球供應鏈越來越呈現分散化的局面；在復雜多變的地緣政治風險下，中國企業加速出海，將供應鏈外遷至越南、墨西哥、匈牙利、摩洛哥等“連接器”國家，進而參與全球供應鏈重塑，掌控新格局新秩序，與逆全球化博弈。
不過，即將于2025年1月上任的新一屆特朗普政府，不僅誓言對華加征關稅，還將對加拿大、墨西哥、歐盟、東盟等經濟體全面提高關稅水平。如果美國普征關稅，那么墨西哥、東南亞等地區將難以繼續作為中國企業觸達美國市場的“跳板”，全球投資將進一步組合、分化到其他地區。
事實上，近期所發生的一系列地緣政治事件，已顯露出這樣的趨勢。
2024年11月28日，針對“比亞迪在墨建廠”相關問題，墨西哥總統辛鮑姆回應稱，目前還沒有任何中國汽車公司確定要在墨西哥開展投資項目。辛鮑姆表示，墨西哥并未拒絕中國投資，“但墨方優先考慮與我們簽有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
而根據《華爾街日報》11月26日的報道，特朗普勝選后，比亞迪建廠計劃令墨西哥進退兩難，“墨西哥表示，該國無意成為中國制造商品進入美國的渠道。目前，必須極其謹慎地分析來自中國的投資，墨西哥必須打造一張寫著‘北美可靠伙伴’的名片。”
因為就在此前，特朗普曾威脅說，如果中國公司在墨西哥生產汽車，將對這些汽車征收200%的關稅。
辛鮑姆與特朗普宣布雙方進行了會談。圖源：X、Truth Social
同樣在11月28日這天，墨西哥政府出動了一支由200多名執法人員組成的隊伍，對位于墨西哥首都的中國義烏國際商貿城展開突擊查封。在此次行動中，墨西哥當局又從義烏商貿城共計收繳了超過26.2萬件無收據、無進口文件、無標簽的產品，價值約7500萬比索(約2666萬元人民幣)，花費長達7個小時。
對特朗普政府懲罰性關稅的憂慮，同樣彌漫在東南亞各國。
2024年12月2日，馬來西亞貿易部副部長表示，在出口限制日益增加和對美中貿易摩擦的擔憂下，馬來西亞已敦促中國公司不要將其用作“重新貼牌”產品的基地，以避免美國關稅。
“在過去的一年左右......我一直在建議許多中國企業，如果他們只是想通過馬來西亞重新命名他們的產品，以避免美國的關稅，就不要在馬來西亞投資。”馬來西亞貿易部副部長 Liew Chin Tong 說。而在此之前的11月29日，美國商務部公布，擬對東南亞四國柬埔寨、馬來西亞、泰國和越南光伏產品征收反傾銷稅，稅率最高達271.28%，意在針對在東南亞布局的多家中國光伏企業。
而在北美風雨飄搖的TikTok，在歐洲同樣遭受阻力。當地時間2024年12月17日，歐盟委員會宣布將對TikTok展開正式調查，稱其違反了歐盟的《數字服務法》（DSA），沒有“正確評估”并采取措施“減輕系統性風險”，讓“外國行為者”利用社交媒體平臺干預羅馬尼亞選舉。
針對近期頻繁發生的類似事件，欣孚智庫創始人宋欣向霞光社分析道：“2024年特朗普的卷土重來，不僅標志著新保守主義成為美國主流價值觀，更意味著世界格局的徹底改變。概括來看，國際格局已經從WTO時代‘貿易優先’走向了當今的‘安全至上’；底層思維也從原本的‘大國構建規則，小國甘為跳板’，彼此之間互相借力使力的‘跳棋時代’，逐步走向了如今的‘大國小國楚河漢界劃分鮮明’，彼此趨于零和博弈的‘象棋時代’”。
北京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員佟志德認為，美國新保守主義在觀念上除了繼續堅守傳統保守主義對道德、宗教的主張外，還出現了民族主義、地方主義、種族主義、民粹主義、文化保守主義等新的特征。這些觀念外化為一些政治和政策上主張，比如，對WASP（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文化的推崇、逆全球化、美國優先等主張。新保守主義的后果就是貿易沖突、政治極化、文化戰爭，這就是當代美國新保守主義政治思潮的價值、觀念和主張的三位一體。
而全球性的新保守主義最淋漓盡致的展現，莫過于全球各國對跨境電商平臺層出不窮的限制。
中國“出海四小龍”SHEIN、TikTok Shop、Temu、速賣通，憑借“多快好省”的中國供應鏈優勢日趨風靡海外。但在2024年，美國、歐盟、東南亞、拉美多個國家和地區，紛紛設置關稅壁壘與貿易屏障，使中國跨境商品失去價格優勢，本地化生產不得不成為電商平臺最終的解決之道。
“近年來，企業被一連串的混亂打了個措手不及——疫情、歐洲和中東沖突重燃、民粹主義情緒升溫、對綠色礦產的激烈競爭，以及保護主義升級——這些都迫使企業從根本上調整長期戰略，”咨詢公司Verisk Maplecroft亞洲研究主管巴塔查里亞分析稱，“過去那種專注于市場規模、成本和效率的策略已經行不通了。現在，地緣政治才是驅動一切的因素。”
當下，面對風云突變的全球政治經濟格局，中國出海企業又該如何迎擊風浪、突圍而出呢？
宋欣向霞光社分析稱：“全球性的新保守主義蔚然成勢，并不意味著中國出海企業完全被海外市場拒之門外。只是每個國家都不會心甘情愿地成為中國企業規避關稅大棒的跳板，或者通過簡單組裝貼標來洗刷原產地的中轉站。這需要企業將制造業供應鏈的核心部分放到海外本土生產，逐漸將技術輸送出去，實現‘用技術換市場’。”
例如，在綠色技術供應鏈中，中國企業擁有無可爭議的主導地位。而對致力于綠色脫碳之路的歐盟來說，其初創企業在大規模電池生產方面的能力依然落后。2024年11月21日，歐洲首家本土超級電池工廠Northvolt在美申請破產保護——這象征著歐洲新能源產業界的希望之光最終隕滅。
位于瑞典韋斯特拉斯的 Northvolt 工廠的機器。該公司曾試圖對抗亞洲在電池制造領域的主導地位。
對此，有行業人士表示，解決該問題唯一的方案，可能是繼續依賴亞洲參與者，直到本土公司能夠吸收電池化學、大規模生產和設備制造方面的技術知識。
目前，歐盟委員會正在針對中國開發商在歐洲設廠并將知識產權帶到歐洲以獲得歐盟補貼，進行利弊權衡。
正如世界貿易組織總干事帕斯卡爾·拉米在11月初的財新峰會上所說：“30年前，歐洲在汽車、機床、化工等領域較中國領先10到15年，中國（當時）的做法是以合資和技術轉讓為條件，允許歐洲汽車在中國銷售，今天中國在電動汽車上很可能也擁有10到15年的技術領先優勢，為什么不考慮30年前行之有效的方法呢？”
同樣的合作機遇與合作空間，也發生在東南亞、中東、拉美、非洲、日韓等其他廣袤市場。
例如，因中美貿易沖突而躍升為全球制造業關鍵節點之一的越南，在美國的原產地規則壓力下，逐漸對中國企業的本土化提出了更高要求。越南資產管理公司Dragon Capital的董事阮秀安表示，來自中國企業的投資，可能面臨越南方面的額外審查，越南“可能會主動調整進出口做法，談判貿易協定，并加強對原產地規則的遵守，以降低關稅風險”。
這將進一步推動中國企業在當地設廠生產，不僅下游組裝企業，中游和上游企業也會逐步向東南亞轉移。
企業向東南亞地區深度本地化出海的趨勢，在調研數據中有著更明確、具象的體現。根據香港貿發局聯合大華銀行（香港）在2024年第三季對600多家粵港澳大灣區企業進行的調查，84%的大灣區企業表示，未來三年將維持或擴大東盟作為其生產或采購基地。在一年前的調查中，這一比例僅有31%。上述受訪企業中，73%表示未來三年擬將東盟作為銷售市場，69%的企業將東盟視作其中一個融資中心；各有56%的企業，計劃將東盟作為地區辦事處或研發中心。
越南的一家咖啡加工廠。如今，美國占越南出口總額的近 30%，越南對美國經濟的依賴性與日俱增。
正在加快經濟多元化轉型的中東第一大經濟體沙特，同樣對中國出海企業提出“技術換市場”的要求。例如，2023年10月，中國智能駕駛公司小馬智行獲沙特新未來城NEOM1億美元投資。根據協議，小馬智行將在新未來城建立區域研發和制造總部，為其提供自動駕駛技術解決方案。
另一方面，在以連接器國家為“跳板”，間接觸達美國市場逐漸失效的情況下，將部分海外生產轉移到美國，也成為中國企業出海的一種可能。
例如，在不斷疊加的關稅壁壘下，中國光伏產業已從東南亞設廠轉戰至美國本土，包括隆基綠能、晶科能源、天合光能、晶澳科技在內的八家中資光伏公司已在美落地投資，建設超30GW產能。其中，晶科能源、阿特斯位于美國的工廠，已宣布根據美國《通脹削減法案》(IRA)獲得了稅收抵免。（IRA計劃提供高達3690億美元的補貼，用于扶持包括美國本土光伏產品在內的清潔能源產業。）
此外，特朗普曾多次邀請包括中國電動車企業在內的海外生產商在美國建廠，為美國市場生產產品。寧德時代對此積極回應，“如果當選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允許中國在電動汽車供應鏈中進行投資，寧德時代將考慮在美國建設生產工廠。”
但赴美建廠必然障礙重重。首先，由于多年制造業中空，美國缺乏合格的人才、設備和基礎設施；其次，高昂的成本可能也會讓諸多企業望而卻步——2022年至2023年間，美國新工業廠房的成本增加了 30%；另外，特朗普朝令夕改的貿易政策，也讓美國營商環境的不確定性與日俱增。
但無論如何，加速產能出海，已是中國企業拓展國際市場的必由之路。
在此過程中，日本的商社制度可以為中國企業提供借鑒。全球產業觀察學者林雪萍認為，“日本綜合商社，首先是一個情報所，每個人都是信息粘網者，全球各地的每一個普通的商貿人員，都是行走的黃金信息攜帶者。日本海外商業系統，不能孤立看一個公司的表現，而是企業互助所共同打造的一臺高效運轉的商業機器。中國企業這次出海浪潮，這是一個重新理解合成商業系統，打造出海商業大機器的全新感悟時刻。”
2025年，對中國出海企業而言，必定是風大浪急的一年。而正如經濟學家何帆所言，20世紀以全球化時代謝幕，21世紀以本土時代開場。
在全球化時代，我們期待的是借船出海，跟國際慣例接軌，用對外開放促進國內改革；而在本土時代，我們要造船出海，建立自己強大而牢固的經濟社會體系，從內在的自我深處，找到更雄厚的基礎和更強大的力量。
